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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文已详述第五军与十八军的详情。此段将依次剖析第七十四军与新一军的战事脉络。需特别指出，本系列篇章不仅逐一阐述五大主力部队的个别状况，亦对其战斗力进行了综合评定。究竟实力高下，笔者并未贸然给出定论，毕竟这样显得过于主观。各位读者，不妨自行判断，得出您心中的答案。
第五军：规模宏大，法度严明之师。
二、十八军：精锐守强、攻弱之师
三、七十四军：御林精锐，先头败军。
七十四军在国军阵营中，以及对手的舆论场上，均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关注度。
为什么呢？
首先，七十四军的历史脉络清晰可辨。该军成立于1937年8月，全面抗战爆发之时，在此之前，未曾有其他杂牌军使用过这一番号。其部队将领大多毕业于黄埔军校，其中不乏陈诚的土木系亲信，因此深受蒋介石的信任与青睐。
其次，七十四军在历史上经历了无数艰苦卓绝的战斗，自淞沪会战爆发以来，便坚守前线与日军激战。抗战胜利之后，蒋介石亲自钦定其为御林军，肩负起守护南京的重任。同时，他还组织各绥靖区的长官莅临七十四军参观学习，该军的声望与地位由此可见一斑。
第三，七十四军的覆灭之战，堪称解放战争各次重大战役中的典范之作。
第四，七十四军历任军长之中，英才辈出，如王耀武、张灵甫等名将声名显赫，才干卓绝，他们给解放军带来了诸多挑战。
第五，七十四军在国军序列中享有显赫地位。此军曾两度被全歼，却又两次浴火重生。在首次重建后，其战斗力竟出乎意料地强劲，在阜阳战役中一度令中原野战军倍感压力。
凡此种种。
若仅从抗战时期的战绩来考量，七十四军的实战表现相较于十八军和第五军，无疑更为出色。然而，若将视野扩展至抗战直至解放战争的全过程，显而易见的是，七十四军自1946年起便开始显现颓势。在走向覆灭的前夜，其战斗力已远非昔日的辉煌。
勇猛争先，消耗过度；谋略失当，才智未得发挥；张狂跋扈，四处树敌。
每战损耗过大。
自抗战爆发之际，七十四军便始终冲锋在前，以顽强的战斗精神为核心，以硬碰硬的战术著称。尽管在装备等硬实力方面，该军并不逊色于第五军，但它们更依赖于士兵们的浴血奋战和拼死搏杀。当然，军人的职责便是效命疆场，以生命捍卫国家，与日寇拼死搏斗，洒下的每一滴鲜血都值得铭记与肯定。
然而，若长期采取此种作战方式，对七十四军的骨干力量保存实属不利。在抗战期间，七十四军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，这方面的不足并未显露无遗。及至解放战争，该军依然冲锋在前，从苏南一路打到鲁中，全靠硬碰硬的战斗。众多军史爱好者都知晓，二打涟水的战役给七十四军带来了较为严重的损失，尤其是连队战斗骨干损失达三分之二，这直接导致了后续的孟良崮战役中，其战斗力大幅下降，最终被华东野战军所消灭。
涟水战役实则是一场总攻的序章。在此之前，七十四军接连在淮南、睢宁、宿迁等地作战，攻克淮阴，进攻淮安，再战涟水，期间几乎未曾有过休整。若非先前连续的战斗压力，涟水一役恐怕不至于损失如此惨重。
即便刀刃再坚，钢材再优质，锋刃再锋利，终究耐不住日复一日的砍伐，终将迎来卷曲和缺口的出现。
策略失当，人才浪费。
在国军将领的言论中，有人曾放言，仅需十个整编七十四师便足以征服全国。此言既是对七十四军实力的肯定，亦透露出一种在潜意识中对特定战略路径的依赖。
此军部属精良，战力卓越，每经交锋，无不克敌制胜，因而决策层便形成了习惯性的依赖。这实乃国民党军高层一处不易察觉的疏失。
除却长期作战所带来的损耗，另一点失误在于，原本应作为主要投入领域的七十四军，却未能得到充分部署。
什么意思呢？
战役的意义往往因时间、战场及所处条件之差异而异。以1948年春季我军解放洛阳为例，首次解放与二次解放有着显著区别。首次攻克洛阳，其意义在于彻底摧毁了城中之国民党主力，而第二次的胜利则更多是顺势之举，其胜败与否并非至关重要。
傅作义攻占张家口与杜聿明攻克沈阳，其战略意义亦不尽相同。华北首府的陷落，对国共双方均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，故而这座小小的张垣城池，竟成为了扭转华北战局的关键所在。杜聿明率领大军进攻沈阳，沈阳作为东北地区的首要城市，我军却未战而退，这主要是因为沈阳并非我方长期经营的战略要地，亦非补给线上的关键节点，其得失仅具有政治和宣传层面的意义。
因此，在华中诸战役中，七十四军并非每场战斗都参战。每场战斗的参与与否，各有其利弊。参与战斗之利，在于能迅速结束战斗；然而，弊端则在于过快的消耗可能导致七十四军锐气的损耗。对于那些关乎战役全局的关键战斗，让七十四军冲锋陷阵实属正当。至于其他规模较小的战斗，则可以尽量让一些实力稍逊的部队承担。
这两项选择，国军高层理应全面考量，然而，他们并未妥善兼顾。
在江苏战场尚可应对，但一旦深入鲁中解放区，七十四师便失去了地理优势，加之缺乏坚实的后方支援与休整条件，部队的锐气在鲁中崎岖的山地中逐渐消磨。面对的是数百年一遇的军事奇才，张灵甫的失败实属必然。
张氏傲慢，树敌众多。
七十四军，此间曾涌现两位杰出的军长，张灵甫之才干，相较之下，尚不及王耀武之卓越。该军是以王耀武所率领的51师为核心力量组建而成。在军中，王耀武享有无上的声望，其练兵治军、指挥作战以及笼络部下军官的能力，均堪称一流。
王耀武的个性与张灵甫的骄傲截然不同，他既具备军人的勇猛与热血，又展现出了为人处世的精明智慧，更怀有强烈的正义感。抗战胜利之后，他不愿参与内战，直至蒋介石的强迫之下才赴山东。然而，王耀武从不轻易承诺却承诺必行，抵达山东后，他迅速将军事与政治事务梳理得井然有序，坐镇济南，与青岛东西呼应，仅数月前便成功打通了胶济线，其功绩远胜于张灵甫。
若在孟良崮战役中，王耀武并非远在济南，而是接替汤恩伯担任前方兵团的指挥官，那么周边的第七十四师与第八十三师，由李天霞（王耀武昔日的老部下）率领，便不至于置身事外，坐视道友危难而不予救援。
张灵甫的性格中，素来蕴藏着一种不计一切后果、易冲动热血的偏执。正是这种性格使他犯下了杀害妻子的罪行。然而，蒋介石在用人之际，却只看重一点而忽略了其他，即便宋美龄坚决反对，也依然坚持启用他，这无疑更加助长了张灵甫的傲气。
李天霞昔时曾是张灵甫的直接上司，身为51师153旅的少将旅长，张灵甫则担任该旅305团的上校团长。两位将领皆以抗日英勇著称，然而，张灵甫后发制人，步步高升，终至旅长、师长、副军长的职位。尽管李天霞渴望在旧部晋升至军长之位，最终却未能如愿，转而前往一百军（后改编为整编83师）担任军长。
在孟良崮激战之际，不论是心怀不满、对张灵甫担任七十四军军长耿耿于怀的老将李天霞，亦或是出身杂牌、屡遭张灵甫轻视的黄百韬，初期在救援行动中均表现得不甚积极。尽管国军内部的派系矛盾并非张灵甫一人之过，然而他那种张扬暴躁的性情，无疑也是导致众将救援成效不彰的关键因素。
因此，经过连番激战，整编七十四师的实力已然受损，与第五军、整编11师相较，其原本的精锐之师形象已不复存在。虽然战斗力尚能与第五军相匹敌，但若与东北地区最为精锐的新六军相比，则恐怕还是略逊一筹。
四、新一军：精锐之师，中道衰落。
新一军与第五军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，它们同属于正统的黄埔系部队。
新一军由原先驻扎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改编而成，最初仅下辖新38师与新22师，由郑洞国担任军长。
第五军渊源深，体现在数方面。
首先，郑洞国与廖耀湘两位将军均曾服务于第五军。郑洞国与杜聿明同属黄埔一期校友，在长城抗战期间，郑洞国隶属第2师，而杜聿明则效力于第25师，两人均蒙受17集团军军长徐庭瑶的赏识与提拔。第五军组建后，郑洞国曾身兼副军长与荣誉一师师长之职，成为杜聿明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。廖耀湘则担任杜聿明的参谋长，后来亦晋升为师长。
新22师原为第五军部属。
第三，鉴于史迪威对中国军官的严格管控，驻印军内部形成了高度团结的局面。全体官兵均对郑洞国深怀敬意，听从其指挥。在精神归属上，他们不无将第五军视为自己的母军。
因此，国军高层对该部军队给予了极高的关注，不断从国内选拔出健壮的士兵，通过空运的方式将其输送至印度。这支远征的精锐之师，便由郑洞国等黄埔系将领领衔指挥。
新22师与38师均以强大的战斗力著称，堪称当时国军中的顶尖部队。史迪威不遗余力，试图将这两支部队纳入美军的管控之下，甚至意图架空新一军军部，使其仅剩四十余人，既无直属队，亦缺乏必要的指挥工具。如此一来，新一军的大权尽归总指挥部，实际上由史迪威一手掌握。
郑洞国虽未能充分发挥其才干，却亦有其益处。史迪威因此得以安心向美国申请供应装备和弹药，以充实新一军的实力。新一军的实力在账面上迅速攀升，不仅在国内各军中崭露头角，即便是缅甸的日军，其装备亦难以与新一军相提并论。
蒋介石目睹此状，大感欣慰，遂以强化驻印军实力为名，接连向印度空运了第十四师、第五十师以及新第三十师，意图借助他们获取更多美制装备。鉴于新一军的编制无法容纳如此众多师团，遂决定将其扩编为新一军与新六军两个军。其中，新一军下辖新第三十八师、新第三十师与第五十师，原新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则被任命为军长。
此刻，新一军的战斗力依旧雄厚，即便在国内与七十四军相较，亦毫不逊色。在缅甸战场上，他们大展神威，将日军逼得四处逃窜，难以抵挡。
至1946年1月，孙立人抵达东北战场，英姿焕发，对东北民主联军不屑一顾。他凭借猛烈的攻势，接连攻克沈阳、四平、长春等重镇。然而，随着国民政府军占领区域的不断扩张，新一军、新六军、五十二军、七十一军等部队不得不分散兵力，以团为单位，各自为战。
新一军虽具备出色的基础战术素养，然而在分散部署后，却未能准确把握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风格。仍旧秉持着过往的机械化作战思维，或攻或守，导致在部分战术节点上，逐渐陷入东联优势兵力的包围与歼灭之中。
在遭遇进攻挫折之际，孙立人与杜聿明之间的个人恩怨亦随之显露无遗。
1942年5月，中国远征军在缅甸遭遇重挫，不得不分头撤退。然而，孙立人并未遵循杜聿明的撤退命令，选择不退向云南边境，而是利用掩护英军撤退的机会，撤退至印度境内。此举令杜聿明极为愤慨。孙立人并非黄埔军校出身，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后，前往美国军校深造，其行事风格和练兵理念与美军高度契合，这一特点让黄埔系的将领们感到不满。杜聿明作为黄埔一期的杰出人才，素以对蒋介石的忠诚著称，对孙立人更是抱有偏见。
随着东北战事进入胶着状态，杜聿明在用兵策略与任务分配上屡次与孙立人发生分歧，原因在于他对廖耀湘所率新六军的支持。
在处理此类人事纷争时，蒋介石始终秉持着以人为重而非事件本身的方针。面对野人山之战可能导致的失败，杜聿明即便风险重重、功名尽毁，也坚决执行蒋介石的指令，此忠诚之举赢得了蒋介石的深切信任。正因为如此，当杜聿明与孙立人之间产生龃龉之际，蒋介石毫不犹豫地将孙立人调离新一军，由黄埔军校毕业、曾任50师师长的潘裕昆接任新一军军长一职。
新38师，由孙立人悉心锻造，其作风与黄埔系颇有不合。孙立人离去之后，新一军内顿时呈现出松散之势，昔日自诩为“天下第一军”的威风扫地，锐气尽失。1947年9月，陈诚抵达东北，采取了一系列举措，将新38师从新一军中抽调出来，以此为基石扩建新七军，并将原本的三流部队暂编53师补充进新一军。
新一军在失去灵魂人物的先导，以及主力部队被抽离之后，所谓五大主力的名号已显得苍白无力。败象已露端倪，昔日那在缅甸战场上所向披靡的气势，再难觅踪迹。
敬请期待，本系列的终章将为您揭晓新六军的详细信息。
五、新六军：廖氏硬朗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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